诛诸吕事，是王陵者非平、勃，是平、勃者复非王陵，要皆一偏之见。大凡人才固要相济，高帝遗命，必欲以平助陵，而又以平制勃，则平、勃之不可无陵，犹陵之不可无平、勃也。夫明大义当有正论，定大难当有沉几。诸吕之王，高后未敢专决，而以问三子，其心犹有所忌也。使三子者括囊阴拱，无一语略攻其非，则是吕后忌三子，而三子乃以无可忌示之，一决藩篱，封王者岂特四人而已？故陵奋不顾身以争之。高皇帝之神灵皦如天日，而吕后则窃者之夜行尔。陵死不恨，夺之相，何足道哉！然陵之术可用于陵，而不可尽用于平、勃。夫樊哙之憾，吕媭之谮，吕氏磨牙于平、勃久矣，特未有以发尔。若又效王陵之争，则以旧郤杂新忿，宁免于诛？纵不显于此事诛，岂不能旁摭他故以诛之邪？夫二子诛不辞也，为汉惜也。或谓举事计是非，不计成败，使王陵以死争，平、勃复以死争，吕氏一日尸三子于朝，三子虽死，而大义固已立，天下之义士将四面并起而亡吕氏矣。不知夫能死非难，处死实难。三子非不能死也，顾其时未可尔。盖君子之死，有以有益于国而死，有以智力已竭无可奈何而死。诸吕虽王，犹有可图；汉氏虽危，犹有可续。未画一计，未施一术，而俛首以死，是适以激变稔祸尔，安在其为能死哉！借使吕后未诛三子，而姑夺之权，今日陵谢病免，明日平谢病免，又明日勃谢病免。一人去位，则以吕氏一人居之，回环四顾，尽在掌握，汉之事去矣。且陵争诸吕之后，退处十年，自杜门不朝请之外，有何巧哉！若二子效之，又可知矣。然则王陵未可非，而平、勃亦未为不是也。平、勃虽均为诛诸吕，而勃又与平不同。平性狡诈，故多避祸求全；勃性刚直，故多犯难不顾。文帝钱谷之问，平对勃不对；王陵背约之问，平对勃不对。对者未优，不对者未劣也。盖平未当难时，善于自解，有急则委之他人。勃未当难时，辩不如平，有急则自任甚确。辩不如平者，少文也；自任甚确者，重厚也。故诛诸吕时，平尝安徐，勃尝急迫。平不入北军，而勃入北军，使北军有变，则勃先及矣。平不谕谒者，而勃谕谒者，若不受，则勃先及矣。平专以难者遗勃，而自处以易。后来相位之逊，虽欲不逊，亦不可得也。勃知己之位在平上者，以功大尔。岂知所以犯帝之忌，而取捕逮之辱者，亦以此哉！然勃亦有以自取之也。远权退势出于己则善，出于君上之迫促，则已非矣。陈丞相卒，上复用勃为相，亦以资历功劳无以易勃故尔。要亦有不得已焉者也。十馀月而遣归，则本心见矣。夫为丞相不自抽身，而待其君之遣，则已可哂矣。为勃之计，惟有深藏远蹈，而被甲以见守尉，果何为者邪？借使汉家欲戮一退休之相，甲胡足以禦之？然则勃非能反者，特不学而愚尔。使文帝谅其愚，则自可以保其不反，逮治之事，何待薄太后提絮诘责而后止哉！故尝谓文帝平生宽厚，惟诛薄昭、逮周勃二事最忍。然就二者较之，薄昭罪已著，则诛之犹有说；周勃反未明，则治之无名。世谓文帝能保全周勃，而宣帝不能保全霍光，以是为优劣。不知诸霍之炎，真有危汉之理，以勃之重厚无能，而又已谢事就国，气象衰落，自危不暇，而何暇危汉？使帝无捕治一事，是真保全勃矣。既捕治之，则何保全之有哉！惜也，以帝之宽厚，而犹少恩若是也！

周汉以来帝王陵庙久阙修治，其令州县以陵地所入租课葺之。

人臣之义，当以王陵为正。夫以吕氏之凶暴，欲王诸吕，其谁扼之！独问此三人者，盖亦有所惮也。非特惮此三人，盖实惮高帝之馀威流泽之在天下也。陵引高帝白马之盟以对，其言明切，固足以折其奸心，如砥柱之遏横流也。使二子者对复如陵，吾知吕氏将悚焉若高帝临之在上，且惧天下之变，或缩而不敢，未可知也。彼二子者乃唯然从之，反有以安其邪志而遂其凶谋，既分王诸吕，而吕氏羽翼成就，气燄增长。然则吕氏之欲篡汉，二子实助之也。予谓二子方对吕氏时，其心特畏死耳，未有安汉之谋也。退而闻王陵之责，顾高帝之眷，思天下后世之议，于是而不遑，则有卒安社稷之言耳。虽然，使二子未及施计，先吕氏而死，则是乃畔汉辅吕不忠之臣，尚何道哉！抑二子安刘氏之计亦疏矣。不遏之于爪牙未就之初，而救之于搏击磔裂之后，观其闲居深念与劫郦寄入北军等事，亦可谓窘迫侥倖之甚，夫岂全谋哉！郦寄不可劫，北军不可入，吕须之谋行，则亦殆矣，忠于人国者顾如是哉？人臣之立朝，徇义而已，利害所不当顾也。功业之成，不必渐出于吾身也，义理苟存，则国家可存矣。借使王陵以正对，平、勃又以正对，吕氏一日而尸三子于朝，三子虽死，而大义固已立，皎然如白日，轰然如震霆，天下之义士将不旋踵四面并起，而亡吕氏矣，安刘氏者岂独二子为能哉！使人臣当变故之际，畏死贪生，不知徇义，而曰吾欲用权以济事于后，此则国家何所赖焉？乱臣贼子所以接踵于后世也。其弊至于如荀彧、冯道之徒，而论者犹或贤之，岂不哀哉！夫所贵乎权者，谓其委曲以行其正也。若狄仁杰是已。其始终之论，皆以母子天性为言，拳拳然日以复庐陵王为事。然其所以纡馀曲折而卒成其志者，则用功深矣。潜授五龙，夹日以飞，仁杰岂必功业于其身者哉！人臣之义，当以王陵为正；济大事者，当以狄仁杰为法。

君与亲孰重？曰臣子均。忠与孝孰大？曰义命均。不幸而难以两立，君子何以处之？权之得则两全，权之失则两丧，此必然之理也。曰：「王陵从汉王，项羽取陵母置军中，母伏剑而死，陵卒从汉，陵可谓忠臣乎」？曰：陵，万世之罪人，焉得忠？汉帝不戮，非治世也；班固不诛，非良史也。陵与汉，非有肺腑之亲，帷幄之任，其去与就不足为楚汉之重轻，徒使慈母之身膏于鼎镬，丧其亲而求为忠，其罪大矣。曰：「陵知项羽之必亡，是以决于从汉，恐虽从母而卒与之俱亡也」。曰：汉祖宽仁之君，不学而性明达，尚能多栾布之义而免其死，陵以母故而从羽，帝必不罪，不幸而见诛，则命也。天下岂有无母之国哉！曰：「羽初无诛陵母之意，母自引决以坚陵志，非陵之罪，陵母之见成败亦明矣」。曰：使陵之才如韩淮阴，足以亡楚而兴汉，羽虽得其母，犹将畏而不敢害。今陵之从汉，不过数千人，何啻九牛之一毛。羽之剽悍残贼，傥怒陵之不至，知陵之无能，必甘心于其母，母亦匹妇之智，自全无术，遂至于死，谁之罪欤？曰：「陵之不往，殆如伍子胥欲借吴以报楚尔」。曰：楚之召子胥，将诛之，羽之召陵，将用之。胥知必死，又度其才必能报雠，是以决于奔吴。陵若从羽，则母子可以俱生，非胥之比；况陵于汉初无奇谋，又无勇功，亦乌在其能复雠也？曰：「陵从羽，羽必使将，从之则废义，拒之则取怒，是与母俱死也」。曰：无益于亲而使之独死，宁与之俱死，伍尚是已，陵岂得违之？况陵本无从汉之心，汉之待陵亦薄，其与母孰为轻重耶？曰：「观陵母告使者之辞，则从汉之谋当出于母，陵从其命者也」。曰：使谋出于母，陵当与母俱不当舍去；谋不出于母，陵当去汉不当违母。陵罪不可赎也。「然则为陵者当如何」？曰：诚告汉王而去之，以全其母。羽使将则诚告而辞之，为禄仕以致其养，母没则致为臣而去，躬耕以终其身，则臣子之分，庶几其两全乎。曰：「告汉王而不许，则如之何」？曰：告之不许则逃，逃而不免则死可也。善乎徐庶之为子也，始事先主，情契已深，及荆州之退，母获于曹公，则辞先主曰：「所以从将军图霸王之业者，以此方寸之地也。今老母被获，方寸乱矣」。乃诣曹公，然终其身不大用于操，忠孝之节，岂不一举而两全耶？呜呼！陵，庶之罪人也，事亲若徐庶可也。

利于其自便，饕安者之为也。而古之君子或便于其私，而不失成天下之大功，于是好名者趍之，而小人亦资焉以济其奸欺。悲夫！天下之祸，盖出于君子之权，而小人盗之也。故夫权者，道之变而义之贼也。士而未能道之变，则亦莫若无功，其无求以贼义而已矣。吕后欲封诸吕，王陵固争之，而平、勃适顺其意。卒安刘氏，平、勃也，故夫天下愚陵之忠。呜呼！其功不至于平、勃，吾未见其不为陵而非小人者哉！昔者，管仲不死于子纠，子路疑而问诸夫子曰：「管仲未仁」？夫子曰：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管仲之仁也」。而不曰其仁则在于不死，然则圣人之意亦恕乎其晚之有以盖乎其初，而薄其悦生以逃难之责。故尝论之，子路惟讲于此也，而自虞无以赎过，而不敢徒袭其为，是以宁死于卫。而或者以为由也一决之躁，亦失于考之不详矣。尝观夫子见南子，应公山之召，皆行之孤者也，而诸子以意安之，汎然莫之疑者，独由也不悦。盖子路审于自料，固其守而不眩于名者如此。是故食焉而任其患者，其智之所以知而及，是则彼诚有所未见。夫舍其所安，冒而姑为，而幸合焉，则亦可以谢天下；不幸而不合，则流而入于小人。与其幸焉而庶几于合，孰若不欺其中之无愧？由之死卫也，夫岂偶然暗者之决哉！圣人于卫之难固以死处之，盖好高而取名者，非由之素也。夫惟天下之士好高而取名也，则曰子路愚于勇者也，王陵愚于忠者也。于是党邪以孤正，荣存而丑亡，身图而国不计，君逋而雠是与，而风俗之弊至于颓坏而不可起，而人主莫之倚仗。以愚观之，非管仲、平、勃，则凡若是者，亦皆利于自便，僭君子之美名，以文小人之奸而已矣，君子恕之乎？不恕也。

敕具某神：朕成民而致力于神。阴平去都城万里，苟有利于民，亦不汝遗也。增以嘉名，用答灵贶。尚其歆奉，以惠远氓。

论者多曰，处天下之事者，贵于济不贵于速。危言极谏，直撄其锋，则事败而身危；蒙垢忍辱，待时而发，则事成而身安。噫，此一说也。后世患得患失之士，往往藉此说以文其奸。平居暇日，持禄养交，浑然不见圭角，世亦莫测其故；及其临事，伈伈伣伣，俯首强颜，偷合苟安，以固爵位。慷慨敢言者，反以轻虑浅谋嗤之。愚俗无知之人竞信其说，曰，彼固有所待也。其人幸而死且斥，不预于成败之际，又以为不幸而痛惜之。若人者，外窃君子长者之名，内规市井屠沽之利，一唱百和，自以为是，而人莫能破其说，此孟子所谓德之贼也。昔者高后欲王诸吕，王陵面折廷争，平、勃唯务顺从，卒能诛诸吕、安刘氏者平、勃也。以成败而论，陵可谓之无谋。夫白马之盟，当时大臣皆预焉，传不一再，遽欲背约，陵安得默默哉？平、勃阿意承旨，隐之于心，有愧于陵多矣。平诡辞自解，乃曰「全社稷，定刘氏后，君不如臣」。且诸吕之王、高后称制之初年，禄、产盖未用事。当是时，刘氏固自安也，平何以知其必危？平固多智，或能逆料其然，身为大臣，要当为国远虑，绝其萌芽，遏其源流，无使滋甚；今也坐视不问，养而成之，激而溢之，徐起而缓图，岂不殆哉？况以有限之年，求难必之事，邂逅不如意，二公或废或死，遗之后人，乌能保其必济乎？愚是以知平、勃之功适有天幸也。方其廷议之时，陵已白发其端，平、勃从容，一言以继之，若曰高帝盟血未乾，「天下共击」之语，诸侯王所知也，诸吕之王，恐非所以爱之。持是说以进，为有词矣。后虽强悍，或可以利害动；不然，以死争之可也。后内畏人言，外惧祸变，其谋必沮，诸吕之王亦因以少抑矣。不知出此，反逡巡畏避，莫敢忤其旨，委曲承顺，唯恐或后，至使吕氏四人分王大国，几半天下，放肆纵弛，无所忌惮。幸而不数年间，高后死，吕氏子弟材智下，不足以为大患，故偶成平、勃之功。借使产、禄辈一人杰立挺出，高后百岁，为之宗主，成其羽翼，王莽之祸未必不起于此时，平之权谲，勃之庸鄙，亦不敢保其为汉纯臣也。善乎，爰盎之言曰：「绛侯所谓功臣，非社稷臣。方诸吕用事，擅相王，太尉本兵柄，弗能正。吕后崩，大臣共诛诸吕，太尉适会成功」。此当时目击者之言也。夫所谓社稷臣者，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。如陵不负高帝之约，坚守固执，有去而已，近于社稷臣也。世以成败论人者，退陵而进勃，果公论乎？孟子曰：「圣人之行不同也，或远或近，或去或不去，归洁其身而已」。又曰：「君子创业垂统，为可继也，若夫成功，则天也」。故为人臣，当以王陵为法，讵可优柔委靡，阉然媚于当世，以侥倖一旦不可必之功乎？又况有平、勃之功则可以赎过，无平、勃之功，徒窃名以规利，迹其本心，不容于《春秋》之诛。愚恐患得患失之士以平、勃藉口，后之学者靡然从之，士风日以衰坏，天下不复有节义之士，其流祸岂浅鲜哉？故愚不得不辨。